鄭仕群

Posted on Sep 30 Edited on Oct 6

Academic human capital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1200–1793

#data #education #science

Matthew Curti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David de la Croix, Filippo Manfredini, Mara Vitale (UCLouvai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101, 2026, 101756
https://doi.org/10.1016/j.eeh.2026.101756.

這篇在講什麼故事？

這是一篇「資料論文」。作者公開了一套 1200–1793 年歐洲大學教授與學院院士的年度人力資本時間序列，可以依城市、現代國家和 18 個「歷史巨型區域」三種尺度取用。
核心創新是從個人往上加總。資料庫 RETE 收錄約 8.8 萬名學者，每位學者依其在 VIAF（圖書館權威檔）、維基百科、Wikidata 的數位足跡，用主成分分析算出一個人力資本指數 qᵢ。
資料重現了幾個經濟史上的熟悉故事，包括南北歐「小分流」、黑死病與三十年戰爭的衝擊、學院與大學的互補、神聖羅馬帝國新舊教區的分歧，以及蘇格蘭啟蒙的晚期躍升。

一、論文基本資料

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RETE（Repertorium Eruditorum Totius Europae）v1.1：約 88,000 名學者、375 個機構、684 份二手文獻
時間範圍	原始資料涵蓋 1000–1800 年，分析取 1200–1793 年
地理尺度	城市、現代國家、18 個歷史巨型區域
資助	歐洲研究委員會 ERC 計畫「Did elite human capital trigger the rise of the West?」，以及比利時 F.R.S.-FNRS

為何截止在 1793 年？ 法國大革命的國民公會在 1793 年廢除了全法國的大學與學院，這套政策隨後被軍隊帶往鄰近地區。作者不希望把這場政治劇變和長期結構趨勢混在一起，所以把分析停在革命爆發前。

二、問題意識：為什麼前工業時代的人力資本一直「量不到」？

2.1 理論背景

在 Oded Galor 的統一成長理論（Unified Growth Theory）裡，人類發展被切成幾個階段，人力資本到了最後階段才成為主角。作者認為這種分期雖然好用，卻低估了工業革命前的人力資本累積。已有不少研究指出，這種累積在前工業時代就已經開始，例如 Boucekkine 等人（2002）、Squicciarini 與 Voigtländer（2015），以及 de Pleijt（2018）。

問題在於資料。過去談前工業時代的人力資本，多半只能用總體代理變數，看到的是分布的「中心趨勢」，看不到頂端的人。這篇論文要補的正是上尾（upper-tail）人力資本，也就是生產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的那群人。

2.2 既有量尺與其盲點

下表把論文提到的量尺，和幾個論文沒提但相關的研究（標 ★）放在一起比較：

量尺	代表研究	捕捉分布的哪一段	主要限制
簽名識字率	Cressy (1977)；Allen (2003)；法國 Maggiolo 調查★	底層（能否寫出自己的名字）	會簽名不等於會閱讀；女性與未婚者容易被低估
年齡堆積（計算能力）	A'Hearn, Baten & Crayen (2009)	底層	只反映最基本的算術能力
平均受教年數	de Pleijt (2018)	平均值	前現代的學校紀錄稀少
技能溢價	van Zanden (2009)	價格面	混入了供需與制度因素
書籍產量與消費	Baten & van Zanden (2008)；Buringh & van Zanden (2009)	中上層（進階讀寫）	產量不等於吸收，書籍也會跨境流通
《百科全書》訂閱密度★	Squicciarini & Voigtländer (2015)	上尾	只涵蓋 18 世紀法國
機械工匠與發明者★	Meisenzahl & Mokyr (2012)；Kelly, Mokyr & Ó Gráda (2014, 2023)	上尾（技術型）	以英國為主
知名人物資料庫	de la Croix & Licandro (2015)；Laouenan et al. (2022)；Serafinelli & Tabellini (2022)	上尾	繼承了百科編纂的選擇偏誤
科舉進士數★	Chen, Kung & Ma (2020)	上尾（東亞）	只衡量考試是否成功
RETE qᵢ（本文）	Curtis et al. (2026)	上尾（學術型），個人層級	見第八節

從這張表可以看出，RETE 的定位是補齊「上尾」這一格，而且是少數能落到個人層級的量尺。作者強調，大學與學院是前工業時代少數能完整重建「成員名單」的教育機構，這一點讓它的微觀結構在同類資料中相當罕見。

三、資料基礎：RETE 與「由下而上」的蒐集策略

	由上而下（常見做法）	由下而上（RETE）
起點	百科全書、圖書館目錄、名人資料庫	各大學與學院的專門史料（校史、教授名錄、院士名錄）
母體定義	「有名的人」，邊界模糊	「曾任職於學術機構的人」，邊界清楚
選擇偏誤	只收到「被記住的人」	無名的講師也會被收進來
代表研究	Laouenan et al. 2022；Chaney 2020（圖書館館藏）	本文

幾個重要的收錄原則：

收誰：大學教授，以及文藝復興學院與 17–18 世紀科學學院的成員，涵蓋神學家、法學家、人文學者、醫師與科學家。
刻意排除：「情人、詩人與傳道者」，這是作者自己的說法，不過學院成員裡偶爾還是會出現這類人。
社會功能：這些學者訓練出教區神父、公證人、教師、醫師、天文學家，屬於前工業社會的專業骨幹。
可查證性：每一筆個人資料都附上出處，可在 RETE 專案網站查詢；資料庫也仍在持續擴充中。

四、把學者變成一個數字：人力資本指數 qᵢ

4.1 為什麼不用薪資？

勞動經濟學最常用薪資當人力資本的代理變數，但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學界行不通，原因有三：

薪資資料零散、殘缺，很多根本沒有留下來。
報酬形式五花八門，包括學生繳的費用、實物（房租、葡萄酒、穀物），以及容易受外部衝擊影響的固定薪。
神學教授常常沒有支薪，收入來自大學以外的教會俸祿（prebend），和學術表現關係不大。

4.2 三個數位來源與 11 個指標

作者改用「今日的可見度」來衡量。來源有三個：VIAF 提供書目產出與影響，維基百科反映「對社會的服務」（例如當上大使、教宗或聖人），Wikidata 則能補收一些只出現在各國國家傳記辭典、沒有維基頁面的人，並列出學術以外的職務。

#	指標	來源	範圍
1	最長維基頁面字元數（依〈馬可福音〉各語言長度校正）	維基百科	60 – 261,408
2	有頁面的語言版本數	維基百科	1 – 219
3	出版國數	VIAF	0 – 82
4	出版商數	VIAF	0 – 33
5	書目標題數	VIAF	0 – 788
6	共同作者數（實際上多是審查者、受獻者等）	VIAF	0 – 43
7	有 ISBN 的出版品數	VIAF	0 – 2,784
8	1900 年前出版品數	VIAF	0 – 10,708
9	1900 年後出版品數	VIAF	0 – 7,307
10	外部識別碼數（其他百科的收錄）	Wikidata	0 – 327
11	職業數	Wikidata	0 – 24

沒有維基頁面的人，一律視為頁面長度 60 字元。作者認為這是合理的標準化處理。

4.3 超級明星經濟學與 asinh 轉換

這是全文最有理論趣味的地方。作者拿兩位法蘭西學術院院士做對比：

	伏爾泰（1694–1778）	巴托（Charles Batteux, 1713–1780）
書目標題數	396	54
最長維基頁面（標準化字元）	120,896	5,645

伏爾泰的產出是巴托的 7 到 20 倍，但他的「人力資本」真的高出十倍以上嗎？作者援引 Rosen（1981）的超級明星經濟學來回答：報酬是才能的凸函數，才能上的小差距會被放大成可見產出上的大差距。反過來說，要從產出推回人力資本，就應該套用一個凹函數。作者選的是反雙曲正弦函數：

\operatorname{asinh}(x)=\ln!\left(x+\sqrt{x^{2}+1}\right)

選它而不選對數，是因為 asinh(0) = 0，可以直接處理「毫無書目紀錄」的學者，不必另外補值。

4.4 主成分分析的結果

變數（皆取 asinh）	PC1（qᵢ）	PC2（pᵢ）
維基最長頁面字元數	0.29	−0.02
維基語言版本數	0.26	−0.46
VIAF 出版國數	0.32	0.04
VIAF 出版商數	0.32	0.24
VIAF 標題數	0.33	0.20
VIAF 共同作者數	0.32	0.27
VIAF ISBN 數	0.23	−0.66
1900 年前出版品	0.32	0.18
1900 年後出版品	0.29	−0.34
Wikidata 外部識別碼	0.32	0.17
Wikidata 職業數	0.30	0.10
特徵值	8.49	0.91
解釋變異比例	77%	8%

第一主成分的所有負荷量都是正值，而且大小相近（約 0.3），可以解讀成一個「總體知名度」因子。作者據此寫出人力資本指數（論文式 1）：

\begin{aligned} q_i = {} & -1.38 + 0.31\,\text{LengthWikiN} + 0.29\,\text{NWikiLanguage} + 0.36\,\text{countries} \ & + 0.36\,\text{publishers} + 0.36\,\text{titles} + 0.35\,\text{coauthors} + 0.27\,\text{isbn} \ & + 0.36\,\text{pubbef1900} + 0.33\,\text{pubaft1900} + 0.30\,\text{nidentities} + 0.30\,\text{noccupations} \end{aligned}

常數項 −1.38 的設計，是讓一個在三個平台都查無資料的人剛好得到 qᵢ = 0。

4.5 終身存量，而不是當年存量

作者特別說明，qᵢ 並不是 Becker（1964）意義下「隨年齡累積、死亡歸零」的人力資本，而是一生加上身後所有存留出版品的累積存量。若只用「存留出版品」一個維度來簡化，它和逐年出版量 pub(s) 的關係是：

\int_{\text{出生}}^{\text{今日}} \text{pub}(s)\,ds \;=\; \sinh(q_i)

作者承認這是權宜之計，理由有三：

要建構隨年齡變動的指標，需要精確的初版年份，VIAF 目前做不到，中世紀手稿更難定年。
如果改成隨時間變動的指數，就得把身後的名聲硬分配到某個職涯階段，還得對學識的折舊做一堆無法驗證的假設。
如果乾脆丟掉身後出版的部分，早期學者會流失大量資訊。

4.6 排行榜：誰是歐洲史上「人力資本」最高的學者？

名次	人物	主要機構	qᵢ
1	馬丁·路德	威登堡大學	19.64
2	伏爾泰	15 所學院	19.21
3	盧梭	第戎學院	19.01
4	阿奎那	巴黎大學	18.83
5	席勒	耶拿大學	18.81
6	康德	柯尼斯堡大學	18.67
7	斯威夫特	都柏林的學院	18.61
8	狄德羅	普魯士學院	18.42
9	伊拉斯謨	魯汶大學	18.39
10	馬基維利	柏拉圖學院（佛羅倫斯）	18.32

這份榜單有幾個值得玩味的地方：

第一位科學家是笛卡兒（第 11 名），牛頓排第 26 名，伽利略第 29 名。整份榜單明顯偏向文學、宗教與政治思想人物，這其實是維基百科「知名度」的特徵，不完全是學術貢獻。
有些人和機構的連結很薄弱，作者自己也承認。盧梭和第戎學院的關係主要是那篇 1750 年的得獎徵文；邊沁在牛津是學生，是否教過書存疑；詩人維庸拿過巴黎大學的碩士，但大概沒教過書。
「學院」的定義很寬。馬基維利掛在佛羅倫斯柏拉圖學院圈子下，這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社團，和皇家學會這種科學機構在性質上相差很遠。
排行榜只列到約第 27,646 名（qᵢ = 0.17）。這表示 8.8 萬名學者中，大多數人的 qᵢ 都是 0。
作者指出，這份排名和 Schich 等人（2014）、Yu 等人的 Pantheon（2016）等當代名人排名高度一致。
壽命效應：把 qᵢ 對壽命取對數後的數值做迴歸（控制年代固定效果），係數約 2.19，而且顯著。這可能同時反映機械效應（活得久、寫得多）和 Ben-Porath 式的誘因效應（預期壽命長，投資人力資本的報酬就高）。

4.7 副產品：「褪色名聲指數」pᵢ

第二主成分在「維基語言版本數、ISBN、1900 年後出版品」等近代數位可見度上是負荷，在其他指標上是正負荷。pᵢ 高的人，是那些「當年出版量大、出版商多，但今天沒有維基頁面，也沒有現代版本」的學者，也就是做了很多事卻被遺忘的人。這個指標很適合用來研究「經典化（canonization）」的歷史，作者把相關分析放在附錄 B。

五、從個人到區域：聚合規則與 18 個巨型區域

5.1 聚合規則

大學人力資本：依任職關係加總。如果缺少離職年份，只計入到職那一年，以免高估。同一年在多所大學任職，就把 qᵢ 平均分攤。
大學與學院雙重隸屬：qᵢ 全部算給大學。所以「學院的人力資本」只來自那些只隸屬學院的人。
學院人力資本：同時隸屬多所學院的，也平均分攤。
機構數：大學名單依 Frijhoff（1996），學院名單依大英圖書館的義大利學院資料庫與 McClellan（1985）。

5.2 十八個巨型區域與數位足跡覆蓋率

作者以 1648 年《西發里亞和約》後相對穩定的領土秩序為起點，把 NUTS-2 與 NUTS-3 行政區（烏克蘭、白俄羅斯改用州級單位）組合成 18 個邊界固定不變的區域，劃分時也參考學術傳統、語言、宗教與政治邊界。下表合併了各區的劃分依據和論文表 3 的數位覆蓋率：

巨型區域	劃分依據摘要	學者活動數	有維基 %	有 VIAF %	有 Wikidata %
蘇格蘭	宗教改革後屬長老會，很早採用啟蒙課程	1,092	53.6	54.4	56.2
英格蘭諸域（英格蘭、威爾斯、愛爾蘭）	英國國教大學，傳統上被視為較保守；短期 fellow 很多	16,881	27.8	29.6	30.9
荷蘭	喀爾文派大學，17 世紀的知識與商業樞紐	2,139	52.5	81.8	67.9
斯堪地那維亞	丹麥—挪威與瑞典，路德宗君主國	2,563	72.4	80.3	75.6
福音派德意志	神聖羅馬帝國的新教北部	8,871	65.5	82.0	77.8
特倫托派德意志	帝國的天主教南部與中部，耶穌會色彩濃	7,583	22.8	50.4	38.6
波蘭—立陶宛	權力分散但學術活躍，耶穌會影響強	3,730	18.3	36.0	26.8
奧地利哈布斯堡領地	中央集權的天主教體制，晚期有特蕾莎改革	3,865	25.1	39.8	36.0
洛塔林吉亞走廊	法德之間，有勃艮第與西屬哈布斯堡的遺緒	3,952	19.7	36.6	28.1
瑞士	新教州與天主教州拼湊而成	918	40.3	72.2	60.0
法蘭西亞（北法，langue d'oïl）	集權的天主教體制，偏重神學與藝學	12,144	32.4	39.8	35.8
奧克西塔尼亞（南法，langue d'òc）	偏重法律與醫學，較同情新教	5,028	21.0	31.5	25.5
南義	西班牙統治的那不勒斯、西西里、薩丁尼亞	2,272	17.3	25.7	22.2
中義	教宗國（波隆那、羅馬）	11,278	16.3	25.7	21.4
北義	政治分裂的共和國與公國，有帕多瓦，學院的發源地	13,851	20.2	31.2	27.4
卡斯提亞	卡斯提亞王冠領地	2,222	12.1	17.3	14.5
黎凡特	亞拉岡王冠領地	4,129	13.6	18.3	16.6
葡萄牙	政治與語言上獨立	2,215	15.2	25.3	18.4
合計		104,733	28.4	39.5	35.2

（合計 104,733 大於 8.8 萬名學者，是因為表中計的是「學者 × 區域」的活動筆數，同一人可能出現在多個區域。）

5.3 覆蓋率為什麼南北差這麼多？

作者提出四種可能的解釋：

真實差距：這些地區的學者確實產出較少、受到的關注也較少。
史料越好，平均反而越低：如果某地的二手史料特別詳盡，連短期任職的小講師都收進來，平均覆蓋率反而會被拉低。
編目偏誤：各國國家圖書館維護與上傳權威檔的能力不一。VIAF 只從中央機構收資料，任何國家層級的缺漏都會直接傳到 VIAF。
組成效果：中世紀學者比例較高的地區，手稿時代的作品在 VIAF 中較少。作者以北義測試，排除中世紀學者後，VIAF 覆蓋率只從 31% 升到 35%，遠不足以解釋北義和荷蘭之間的差距。

我的補充觀察：同一套編目系統內部的比較，比跨國比較更有說服力。德語區的新教北部與天主教中南部，同樣受益於德國國家書目與 VD16/VD17/VD18 等回溯書目計畫，VIAF 覆蓋率卻是 82% 對 50%。這表示差距不能全推給「國家編目品質」。另一個可能是組成差異：耶穌會教師常常每隔幾年就調動一次，天主教大學因此累積了大量任期短、著述少的名字。相對地，義大利三區共用一套編目體系，覆蓋率都在 25%–31% 之間；西班牙兩區只有 17%–18%，這就比較可能有國家層級的編目因素。

5.4 人力資本強度指標

為了跨區比較，作者把各區的總人力資本除以同年的都市人口：

i_{m,t}=\frac{\displaystyle\sum_{i\in I_{m,t}} q_i}{\displaystyle\sum_{c\in C_m} p_{t,c}}

分子：時間 t 時，所有任職於區域 m 內機構的學者 qᵢ 總和。
分母：區域 m 內所有城市的人口（以千人計），資料取自 Buringh（2021）。1500 年前每世紀一個觀察值，之後每 50 年一個，中間用自然三次樣條插補成年度序列。
解讀：指標值 1 等於「每千名都市居民擁有一單位人力資本」。

作者特別強調，一位學者只在任職期間貢獻人力資本。路德在威登堡是 1508–1546 年，只計這 38 年，而且他在福音派德意志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 3%–6%。所以長期趨勢反映的是機構規模的廣泛變化，並不是少數超級明星撐出來的。

六、五個被重新檢驗的歷史事實

6.1 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

論文發現：1500 年後，英格蘭諸域、蘇格蘭、福音派德意志、荷蘭與斯堪地那維亞的「每位都市居民人力資本」大幅上升，北方平均到 1790 年代接近 3。同一時期，奧克西塔尼亞、南義、葡萄牙、黎凡特、卡斯提亞大致停滯在 0.3–0.4 左右。

作者的解釋分成幾層：

義大利文藝復興和北方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同步）都帶來人力資本的回升，但北方的回升規模更大、持續更久。
援引反宗教改革的文獻，例如 Becker 等（2021）論天主教審查、Blasutto 與 de la Croix（2023）論禁書目錄對義大利知識生產的打擊，指出反宗教改革的制度與宗教約束壓抑了南方。
葡萄牙走出另一條路：1540 年左右耶穌會進入帶來一波成長；18 世紀中葉龐巴爾侯爵的改革（包括驅逐耶穌會）又帶來另一波。
英格蘭是個謎：人力資本在 17 世紀「教育革命」期間達到高峰，復辟之後長期停滯，但英格蘭的人均 GDP 恰恰在這時開始上升。作者列舉了菁英過剩、1662 年《統一法》與《宣誓法》把異議者擋在大學門外、異議者學院等解釋，最後承認這仍是未解之謎。

外部證據對照：Robert Allen（2003）彙整的成人識字率估計（約略值）

地區	1500 年	1800 年
荷蘭	10%	68%
英格蘭	6%	53%
比利時	10%	49%
法國	7%	37%
德意志	6%	35%
義大利	9%	22%
奧地利／匈牙利	6%	21%
波蘭	6%	21%
西班牙	9%	20%

1500 年時南北差距很小，義大利和西班牙甚至略高；到了 1800 年，西北歐已經遙遙領先。這和論文的學術人力資本曲線方向一致。瑞典的例子也可以補充：1686 年《教會法》規定牧師每年挨家考核信徒的讀經能力，到 18 世紀末，瑞典的「閱讀」能力已接近普及。這正是論文提到 Sandberg 所說「貧窮的文化人」（impoverished sophisticate）的制度根源。

6.2 黑死病

	巴黎模式（英格蘭諸域、北法、南法）	波隆那模式（北義、中義）
學術重心	神學、哲學	法律、醫學
1348 年後的走勢	明顯下滑	反而上升
作者的解釋	勞動力短缺讓邊際學生放棄升學，合格師資長期短缺；或者如 Courtenay（1980）所說，擔任文法學校教師的神職人員死亡率特別高	瘟疫後社會對法律與醫學的需求上升；大學積極招聘外地教授；部分大學暫時遷校避疫

作者也引用 Grendler 的數字：波隆那大學 1351 年約有 17 名教授，到 1440 年代穩定在 85–110 人。

我的補充：中義的曲線在 1420–1450 年急升到接近 1，時間點和另一組事件高度重疊。亞維儂教廷在 1377 年遷回羅馬，西方教會大分裂在 1417 年結束，教宗恩仁四世在 1431 年重整羅馬大學（Studium Urbis），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則在 1439 年召開。「教廷回歸羅馬」本身就足以把大批學者帶進中義，所以「波隆那模式較有韌性」只是可能的解釋之一。另外，1500 年前的都市人口一世紀只有一個點，樣條插補會把 1348 年的人口斷崖抹平；作者也說明他們假設各區受到的人口衝擊相同。

6.3 三十年戰爭（1618–1648）

背景：多所大學關閉或停擺。Hotson（2018）的入學資料顯示，喀爾文派大學受創最重，例如海德堡、杜伊斯堡、巴塞爾，海德堡大學更從 1622 年關到 1652 年。部分天主教與路德宗大學則因地點較安全或信仰陣營有利，入學人數反而增加。
圖形：戰爭初期三個區域都下滑。戰爭中段以後，特倫托派德意志與洛塔林吉亞走廊陷入長期停滯，洛塔林吉亞尤其明顯；福音派德意志則強勁反彈，到 1700 年約達 1.5。
我的補充：福音派德意志的反彈和幾個新機構的成立時間吻合，包括基爾大學（1665）、哈勒大學（1694），以及 1700 年成立的柏林（普魯士）科學院。至於德意志的戰爭人口損失，常見估計在兩到四成之間，部分地區更高，這也提醒我們，都市人口分母本身同樣劇烈變動。

6.4 大學與學院

學院有兩波浪潮：約 1500 年起的人文主義學院，以義大利為主；約 1650 年起的科學學院。學院以研究為主，不必教課，還常設有不必到場的「通訊院士」，構成所謂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

論文圖 6（1500 年後）：

群體	人數	平均 qᵢ	中位 qᵢ
只在大學任職	50,877	1.26	0
大學與學院雙重隸屬	3,189	5.3	5.4
只在學院	17,403	2.82	0.85

只在學院的學者，平均 qᵢ 是只在大學者的兩倍多。原因可能是學院成員專心寫作，而教學並不計入指數；另一個原因是學院會延攬外地名人擔任通訊院士。
雙重隸屬的人最強，平均約是只在學院者的 2 倍、只在大學者的 4 倍。
只在大學任職者的中位數是 0，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大學教師在今天的三個數位平台上都沒有任何紀錄。
1600 年後，大學與學院的人力資本總量同向成長（論文圖 7）。作者援引 Zanardello（2024），認為學院的設立帶動了既有大學的成長。1790 年代學院總量回落，正反映了大革命的衝擊。
北法與南法：只看大學時，兩區差距不大；把學院算進來，北法在 1630 年代後明顯拉開。1750 年前，巴黎的學院占了北法學院人力資本的一半以上。

外部補充：主要學院的成立年表

年份	學院	年份	學院
1603	羅馬猞猁學院（Lincei）	1739	瑞典皇家科學院
1635	法蘭西學術院	1751	哥廷根科學會
1652	利奧波第那（德意志自然科學院）	1759	巴伐利亞科學院
1657	佛羅倫斯西芒托學院	1772	布魯塞爾帝國皇家學院
1660	倫敦皇家學會	1779	里斯本皇家科學院
1666	巴黎皇家科學院	1783	愛丁堡皇家學會
1700	柏林（普魯士）科學院	1785	愛爾蘭皇家學院
1724	聖彼得堡科學院

6.5 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新舊教分歧

1600 年以前，天主教的特倫托派德意志反而比新教的福音派德意志更「人力資本密集」；1600 年以後逆轉，而且差距持續擴大。到 1790 年代，福音派德意志約為 2.9，特倫托派約為 1.2–1.5，奧地利約為 0.4–0.7。
機制：宗教改革催生了一批專門訓練路德宗神職人員的新大學。吉森大學 1607 年的創校特許狀就明言這是主要目的，馬堡（1527）、柯尼斯堡（1544）、耶拿（1558）也有類似動機。1555 年《奧格斯堡和約》確立「教隨國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則，引發各地諸侯競相設立「領邦大學」。新教地區的大學數量在 16 世紀中葉到 17 世紀中葉之間增加了一倍以上。
天主教區的後來居上：1759 年巴伐利亞科學院成立，帶來特倫托派德意志的「黃金期」；奧地利則要到 18 世紀中葉才因學院的設立而上升。
我的補充：奧地利的轉折和幾項改革的時間點吻合：耶穌會在 1773 年被解散，瑪麗亞·特蕾莎在 1774 年頒布《普通學校條例》，約瑟夫二世則在 1780 年代把格拉茨、因斯布魯克等大學降格為「學苑」（Lyceum）。論文圖 9(b) 中，奧地利大學數在 1770–1780 年代從 12 所掉到 8 所，正好對得上。

6.6 蘇格蘭啟蒙

論文圖 10 顯示，蘇格蘭的強度長期不高，直到 18 世紀末才急速上升，超越荷蘭與斯堪地那維亞，追上英格蘭諸域。

外部時間線對照：

年份	事件	曲線上是否可見
1413 / 1451 / 1495	聖安德魯斯、格拉斯哥、亞伯丁大學創立	1410 年代出現小高峰
1583	愛丁堡大學創立	16 世紀末緩升
1708 / 1727	愛丁堡、格拉斯哥廢除「導師包班制」，改為專科教授	不明顯
1730–1776	哈奇森任教格拉斯哥（1730）、休謨《人性論》（1739）、斯密《國富論》（1776）	曲線平淡
1737	愛丁堡哲學學會成立	不明顯
1783	愛丁堡皇家學會成立	曲線陡升的時間點

這個時間落差很值得注意。蘇格蘭啟蒙的思想高峰落在 1740–1770 年代，指標卻要到 1780 年代才跳升，而且跳升時間恰好是愛丁堡皇家學會成立那年。可見這套指標測到的，主要是機構成員名冊的擴張，而不完全是思想產出的時間。還有一個例子：休謨曾兩度爭取大學教席（1745 年愛丁堡、1751–52 年格拉斯哥），兩次都失敗；他在論文表 2 裡卻被列為愛丁堡大學的人。

6.7 總表：論文發現和外部證據吻合嗎？

論文發現	外部證據	一致程度
1500 年後北升南滯	Allen 的識字率、Baten 與 van Zanden 的書籍產量、各國 GDP 重建	高
英格蘭復辟後停滯	Stone 的牛津劍橋入學人數下降；Koschnick（2025）	高（論文已引用）
黑死病後巴黎模式重挫、波隆那模式有韌性	教廷回歸羅馬、大分裂結束等同期事件	部分一致，另有競爭解釋
三十年戰爭後新教北德反彈	海德堡關閉；哈勒、基爾創校；柏林科學院	高
大學與學院同向成長	學院成立年表；Zanardello（2024）	相關性成立，因果待證
奧地利 18 世紀中葉上升	特蕾莎、約瑟夫二世的教育改革	高
蘇格蘭晚期躍升	愛丁堡皇家學會 1783 年成立	時間吻合，但和思想史高峰錯位

七、補充專節：邊陲的書生經濟——前工業時代「以教育輸出人才」的區域案例

蘇格蘭的故事廣為人知：一個土地貧瘠的北方小國，靠教區學校和平價大學培養出大批醫師、工程師、文官與軍官，輸出到大英帝國各處。這個模式其實不是孤例。以下用同一套九步驟框架，逐一拆解幾個案例：

分析框架：① 背景驅力 → ② 師資來源 → ③ 教材可近性 → ④ 教學側重 → ⑤ 學費籌措 → ⑥ 維持運作的金融機制 → ⑦ 考核與文憑 → ⑧ 就業通道 → ⑨ 具體成效

說明：「伊奧尼亞」可以指小亞細亞西岸（士麥那一帶，屬鄂圖曼），也可以指伊奧尼亞群島（科孚等，屬威尼斯）。本文把前者作為鄂圖曼案例，後者附在該節末尾說明。部分鄂圖曼案例延伸到 19 世紀初，因為希臘語世界的教育復興比西歐晚了約半世紀。

7.1 基準案例：蘇格蘭（大英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土地貧瘠，本來就有外移傳統；長老會要求「人人讀經」的宗教動機；1707 年與英格蘭合併後，不再能自由輸出傭兵，所以改入大英市場和帝國職位
師資來源	教區學校教師多半讀過幾年大學，常是等待牧職的神學生；大學在 1708 年（愛丁堡）、1727 年（格拉斯哥）起改由專科教授授課
教材可近性	聖經、《西敏小要理問答》、詩篇；拉丁文課本用 Ruddiman 的《拉丁語入門》（1714）；格拉斯哥 Foulis 出版社印行平價古典版本；1720 年代愛丁堡出現流通圖書館；1741 年 Leadhills 礦工自辦訂閱圖書館
教學側重	教區學校：讀、寫、算、教義；文法學校：拉丁文；大學：道德哲學、數學、自然哲學、化學、蘇格蘭法；愛丁堡醫學院（1726）成為全歐重鎮
學費籌措	教區學校每季收小額學費，貧童由教會堂會代付；大學按課計費、直接繳給教授，學生不必住進學院，可以租便宜房間；有獎學金（bursary）；傳統上還有「燕麥星期一」（Meal Monday）假期，讓學生回鄉背燕麥補口糧
金融機制	1696 年《學校設置法》規定每個教區的地主（heritors）必須出資建校舍，並支付教師年薪 100–200 默克（merks）；市鎮公共基金支持文法學校；大學教授的收入大半來自學費。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五卷就讚許這種誘因設計，並拿來和靠捐贈養活、教學懈怠的牛津教授對比
考核與文憑	很多學生讀完不拿文學碩士學位；愛丁堡的醫學博士要寫拉丁文論文並通過口試；聖安德魯斯與亞伯丁可以憑推薦信授予醫學博士，法國大革命人物馬拉在 1775 年就是這樣拿到聖安德魯斯的學位；外科另有愛丁堡外科醫師公會的執照
就業通道	氏族與同鄉網絡；政治恩庇，例如 Henry Dundas 自 1784 年起主導東印度公司監理事務，大量安插蘇格蘭人；陸軍高地團；東印度公司的文官與外科醫師；西印度群島莊園的醫師與管理人；北美殖民地學院的教職
具體成效	蘇格蘭人口約占不列顛的 15%–17%，但在東印度公司文武官員與外科醫師中比例遠高於此；英國大部分正規醫學學位出自蘇格蘭大學。代表人物有 James Lind（1747 年壞血病對照試驗）、Hunter 兄弟、Mungo Park、William Small（在威廉與瑪麗學院教過傑佛遜）、John Witherspoon（普林斯頓校長、《獨立宣言》簽署人）、James Watt。不過 Houston（1985）指出，蘇格蘭低地男性的簽名識字率在 18 世紀中葉約六成上下，和英格蘭北部相近，「蘇格蘭教育神話」需要打點折扣

7.2 巴斯克地區（西班牙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山區小農家屋（caserío）採單一繼承人制度，次子（segundones）必須離家謀生。比斯開 1526 年《新法典》和吉普斯夸在 17 世紀初確認的「普遍貴族身分」（hidalguía universal），讓每個土生巴斯克人在法律上都是小貴族，也被推定為「血統純正」，天然符合王室任官條件
師資來源	堂區神父、市鎮議會聘任的初級讀寫教師（maestro de primeras letras）、耶穌會學院（創辦人羅耀拉就是巴斯克人）；本土唯一的大學是 1540 年創立的奧尼亞蒂大學；菁英多赴薩拉曼卡、阿爾卡拉、巴利亞多利德。18 世紀的貝爾加拉皇家愛國神學院（1776）更延攬 Proust、Chabaneau 等外籍科學家任教
教材可近性	多數學童母語是巴斯克語，卻用卡斯提亞語的識字課本（cartilla）和書寫範本學習，等於把「學會帝國官方語言」直接內建在基礎教育裡；另有雙語教理書（如 1596 年 Betolaza 版）
教學側重	卡斯提亞語讀寫、公文書信格式、商業算術與簿記、航海；18 世紀加入化學、礦物學與冶金
學費籌措	市鎮與家族支應；在美洲發跡的移民（indianos）寄錢回鄉，或設立「虔誠基金」（obras pías）在家鄉辦學
金融機制	同鄉兄弟會同時是資金池和人脈池：馬德里有 1715 年前後成立的巴斯克三省聖依納爵會，墨西哥城有 1681 年成立的阿蘭薩蘇兄弟會，後者還出資興建比斯開女子學院（Colegio de las Vizcaínas，1732 年起建）。吉普斯夸加拉加斯公司（1728–1785）壟斷委內瑞拉的可可貿易，利潤也回流支持巴斯克國家之友協會（1765）的教育事業
考核與文憑	最關鍵的「文憑」不是學位，而是貴族身分證明（probanza de hidalguía）和出生證明；職場能力則靠見習式晉升：侍從 → 抄寫員（escribiente）→ 秘書處官員 → 國王秘書
就業通道	王室秘書處、財政與稅務機構、海軍與造船、塞維亞與加地斯的商號，再轉往美洲；18 世紀墨西哥城商人行會甚至分成「比斯開派」和「山區派」兩大陣營
具體成效	16 世紀哈布斯堡的秘書體系中，巴斯克人比重極高，例如查理五世的秘書 Alonso de Idiáquez，以及他的兒子、腓力二世的重臣 Juan de Idiáquez。塞萬提斯在《唐吉訶德》第二部第 47 章寫到，秘書自稱「會讀會寫，又是比斯開人」，桑丘就回答說這樣的人連皇帝的秘書都當得了，可見這已是當時的社會刻板印象。航海方面有 Elcano、Urdaneta、Legazpi；科學方面，Elhuyar 兄弟 1783 年在貝爾加拉分離出鎢，其中 Fausto 後來出任新西班牙礦業總監，並在 1792 年創辦墨西哥礦業學院。19 世紀普查中阿拉瓦省的識字率名列西班牙前段，但說巴斯克語的農村地區較低

7.3 伊皮魯斯（鄂圖曼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品都斯山區貧瘠，男性「離鄉」（ξενιτιά）經商成為傳統；約阿尼納是區域商貿樞紐，後來成為阿里帕夏（1788–1822 年掌權）的權力中心
師資來源	早期教師多出自帕多瓦的希臘學院（Collegio Cottunio，1653）、威尼斯的 Flanginian 學校（1664），以及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學院。Eugenios Voulgaris 自 1742 年起主持 Maroutsaia 學校，引介洛克與笛卡兒；Methodios Anthrakitis 則因教授新哲學遭牧首區審查；Athanasios Psalidas 在 Kaplaneios 學校教授實驗物理
教材可近性	約阿尼納出身的 Glykis 家族在 1670 年於威尼斯開設希臘文印刷所，營運近兩百年，大量供應鄂圖曼境內的課本和禮儀書；北伊皮魯斯的 Moschopolis 在 18 世紀中葉擁有巴爾幹少見的本地印刷所，以及「新學院」（1744）
教學側重	古希臘語文法、修辭、神學、亞里斯多德派邏輯；18 世紀加入數學、物理、地理；商業書信與簿記。醫學要出國到帕多瓦學，或在札戈里地區以草藥師徒制傳承，當地稱這些人為「Vikos 醫者」
學費籌措	捐贈設立的學校多半免費；學生由家族和同村僑民資助
金融機制	僑商遺贈是主力：捐贈人把本金存在威尼斯國家公債或俄、奧的金融機構，用利息支付教師薪俸。例如 Maroutsis 家族出資辦 Maroutsaia 學校，在莫斯科經商的 Zois Kaplanis 出資在 1797 年辦 Kaplaneios 學校；社群公會和教會再做補充。風險在於政治衝擊，例如 1797 年威尼斯共和國覆滅，就會讓基金縮水
考核與文憑	本地沒有學位，師承與推薦信就是資歷；要當醫師得有外國學位；進入鄂圖曼體系則由帕夏或法納爾家族直接任命
就業通道	巴爾幹與中歐的商號、多瑙河公國法納爾宮廷的秘書與家教、阿里帕夏的書記與醫師、東正教高層、俄國官職
具體成效	當地俗諺說「約阿尼納在武器、金錢與文字上都是第一」。阿里帕夏的醫師 Ioannis Kolettis 後來成為希臘總理。19 世紀現代希臘的教育建設，大量出自伊皮魯斯籍富豪的捐款，包括 Zappas、Arsakis、Rizaris、Tositsas、Averof、Zosimades 等人；Zosimades 兄弟也資助了科拉伊斯編印「希臘圖書館」叢書

7.4 伊奧尼亞、希俄斯與法納爾體系（鄂圖曼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希俄斯自 1566 年起受鄂圖曼統治，但保有自治特權，靠乳香貿易致富；士麥那是鄂圖曼最重要的國際港口之一；Kydonies（今艾瓦勒克）在 18 世紀後期取得特許自治。鄂圖曼中央需要能處理對歐外交的通譯人才
師資來源	留學羅馬希臘學院（1577）、帕多瓦、波隆那後返鄉的人；君士坦丁堡牧首學院；19 世紀初則轉向留學巴黎與德意志大學的人，例如 Neophytos Vamvas、Veniamin of Lesvos
教材可近性	仰賴威尼斯、維也納、萊比錫的希臘文印刷；19 世紀初部分學校設立了自己的印刷所
教學側重	法納爾菁英要同時掌握鄂圖曼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法文，另外還要懂外交文書與醫學；Kydonies 與士麥那的學校則偏重數學、物理與哲學
學費籌措	社群學校免費或收費很低；菁英家族聘請家教，或送子弟到義大利留學
金融機制	商人社群的公積金支撐學校，例如士麥那福音學校（1733）由商人創辦，後來還尋求英國領事庇護。法納爾家族則把官職當成投資：向亞美尼亞或猶太錢莊（sarraf）借錢買下多瑙河公國的王位，再從稅收回本，其中一部分回流資助君士坦丁堡、布加勒斯特、雅西的學院
考核與文憑	西方大學學位（如帕多瓦醫學博士）是聲望信號；官職由蘇丹敕令（berat）任命；通譯資格靠語言能力與家族擔保
就業通道	「高門首席通譯」（Grand Dragoman，1661 年後幾乎都由希臘人擔任）、艦隊通譯、摩爾達維亞與瓦拉幾亞大公（1711/1716–1821）、牧首區官僚體系、西歐商館
具體成效	首任首席通譯 Panagiotis Nikousios 是希俄斯人、帕多瓦出身；繼任的 Alexander Mavrokordatos 出自希俄斯家族，在波隆那寫過討論血液循環的論文，後來主談 1699 年《卡洛維茨條約》；他的兒子 Nicholas 成為第一位法納爾大公。布加勒斯特與雅西的「君主學院」成為巴爾幹的希臘語高等教育中心，科孚人 Nikephoros Theotokis 就曾主持雅西的學院

附：伊奧尼亞群島（威尼斯屬地） 走的是另一條路線，輸出對象是威尼斯和俄國。科孚貴族子弟多就讀帕多瓦。Voulgaris 與 Theotokis 受凱薩琳二世邀請赴俄，先後出任俄國南方的大主教；科孚人卡波迪斯特里亞斯在帕多瓦取得醫學學位（1797），後來出任俄國外交大臣（1816–1822），再成為希臘首任元首。

7.5 黎巴嫩山的馬龍派（鄂圖曼帝國與天主教歐洲）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黎巴嫩山區地勢封閉，經濟靠絲綢；馬龍派與羅馬教廷共融，因此握有一條通往拉丁歐洲的學術管道；當地的德魯茲與 Shihab 家族埃米爾需要能幹的書記
師資來源	羅馬馬龍派學院（1584 年由教宗額我略十三世設立）畢業返國的神職人員；1695 年前後改組的黎巴嫩馬龍派修會；1789 年創立的 Ain Warqa 學校
教材可近性	羅馬傳信部印刷所印行的阿拉伯文與敘利亞文書籍；Qozhaya 修道院在 1610 年印行詩篇，常被視為中東最早的印刷所之一；Shuwayr 修道院（默基特派）在 1734 年設立阿拉伯文印刷所
教學側重	敘利亞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義大利文、神學、哲學；書記技能，包括阿拉伯文公文與帳目
學費籌措	羅馬學院由教廷提供全額獎學金；1736 年黎巴嫩山會議規定各教區設校、讓兒童受教、貧童免費，常被譽為最早的「義務教育」教會法規之一
金融機制	教廷與傳信部的資金、修道院的農業與絲綢地產收入、法國領事庇護下的商業活動
考核與文憑	羅馬學院可授予神學或哲學學位；本地則靠主教與家族推薦
就業通道	歐洲方面：梵蒂岡圖書館、巴黎法蘭西學院的東方語教席；本地方面：埃米爾的總管（mudabbir）、鄂圖曼省府的書記
具體成效	Gabriel Sionita 與 Abraham Ecchellensis 參與編纂巴黎多語聖經（1645）；Joseph Simonius Assemani 出任梵蒂岡圖書館館長，編纂《東方文庫》，並以教宗特使身分主持 1736 年的會議；Istifan al-Duwayhi 是重要的史家與宗主教；Shihab 埃米爾的總管如 Sa'd al-Khuri 皆出身馬龍派；Ain Warqa 則培養出阿拉伯文藝復興（Nahda）的先驅 Butrus al-Bustani

7.6 埃及的科普特書吏（馬穆魯克與鄂圖曼埃及）

這個案例屬於「職能壟斷型」，和前面的「地區輸出型」不太一樣，但很適合用來對照。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在伊斯蘭統治下是受保護的少數（dhimmi），被排除在軍職之外，卻長期掌握土地稅冊與帳務技能
師資來源	父傳子的家學，加上教會附設的初級學堂（kuttab）
教材可近性	科普特禮儀書、阿拉伯文、手抄帳冊範本；帳簿使用科普特專用數字，外人難以看懂，等於一種職業上的「加密」
教學側重	土地測量與稅額評估、帳務、公文
學費籌措	家族內部傳承，幾乎沒有外部學費
金融機制	書吏受雇於馬穆魯克貝伊的家戶或包稅人（multazim），收入包括薪俸與分成；他們自己也投資包稅，並捐款修建教堂
考核與文憑	沒有文憑，靠家族信譽，以及「al-Mu'allim」（師傅）這個尊稱
就業通道	貝伊家戶的總帳（mubashir）、財政衙門
具體成效	Ibrahim al-Jawhari（卒於 1795 年）是貝伊的首席書吏，並主持大量教堂重建；他的弟弟 Jirjis 先後服務法軍與穆罕默德·阿里；Mu'allim Ya'qub 在法軍占領時期組建科普特軍團；Mu'allim Ghali 則為穆罕默德·阿里主管財政。拿破崙占領期間的埃及財政，幾乎完全仰賴這批人

7.7 波羅的海德意志人（俄羅斯帝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1710 年的投降協議和 1721 年《尼斯塔德條約》讓俄國保留了愛沙尼亞與利沃尼亞德裔騎士團的特權、路德宗信仰和德語司法；本地莊園貴族人數有限，實行長子繼承
師資來源	大量德意志大學畢業生東來當家庭教師（Hofmeister），赫爾德就曾在 1764–1769 年任教於里加的教會學校；另有里加、雷瓦爾（塔林）的教會學校，以及米陶的 Academia Petrina（1775）
教材可近性	德語書市直通萊比錫；拉脫維亞語聖經（1694）和愛沙尼亞語全本聖經（1739）撐起了農民的讀經能力
教學側重	德語、法語、拉丁文、法律、軍事工程、數學、航海
學費籌措	莊園收入（建立在農奴制經濟上）支付家教費用與出國留學
金融機制	騎士團的公共基金；俄國官俸與土地賞賜回流
考核與文憑	德意志大學的學位（耶拿、哈勒、哥廷根、柯尼斯堡）；進入俄國體系後，依 1722 年《官秩表》按職等晉升
就業通道	俄國陸海軍、外交、宮廷、科學院
具體成效	1812 年衛國戰爭的名將 Barclay de Tolly（家族祖上正好來自蘇格蘭）；主持俄國首次環球航行（1803–06）的 Krusenstern；1820 年目擊南極大陸的 Bellingshausen。塔爾圖大學在 1632 年由瑞典創立，1710 年停辦，1802 年重建後成為俄國西化教育的重鎮

7.8 阿爾卑斯山的「羽毛教師」（法國與皮埃蒙特）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布里昂松地區自 1343 年《大憲章》起由 Escartons 社區聯盟自治；冬季漫長，農閒期也長
師資來源	本地社區學校教出來的年輕人，冬天下山當巡迴教師
教材可近性	教理書、識字課本、算術書，由山區的流動書販一併販售
教學側重	讀、寫、算，有些人加教拉丁文
學費籌措	聘用的家庭或村莊按季付錢，並提供食宿
金融機制	社區自治財政支持本地學校，季節性移工的收入再流回山區
考核與文憑	據地方史記載，教師在市集上用帽子上的羽毛數量當「文憑」：一根表示能教讀，兩根加上寫，三根再加上算術或拉丁文。這是罕見的公開技能信號
就業通道	普羅旺斯、多菲內平原與皮埃蒙特的冬季教職
具體成效	19 世紀 Maggiolo 調查回溯 1786–1790 年的婚書簽名，上阿爾卑斯省男性簽名率名列全法前段

7.9 紹興師爺（清帝國）

這是離臺灣讀者最近的例子，也是「專業分工」最細的一個。

步驟	內容
背景驅力	迴避制度規定官員不得在本省任職，而科舉出身的官員多是通才，缺乏刑名與錢穀專業，只好自掏腰包聘請「幕友」。紹興人口稠密、科舉競爭激烈，大量落第或候補的讀書人需要出路
師資來源	拜師「學幕」，由資深幕友帶徒弟；也有家族世代相傳
教材可近性	《大清律例》、各部則例、成案匯編；幕學手冊如萬維翰《幕學舉要》、王又槐《辦案要略》、汪輝祖《佐治藥言》（1785）；江南的商業出版讓法律書籍價格低廉
教學側重	分工極細：刑名（審案、擬律）、錢穀（田賦、漕糧）、書啟（公文書信）、徵比、掛號、硃墨、帳房，各有專精
學費籌措	拜師要送束脩，學徒期間跟著師傅吃住打雜，多由家族支應；大多數人已有生員等科舉基礎
金融機制	幕友的薪水（脩金）由官員自付，雍正以後多從養廉銀支出；同鄉會館與錢莊網絡提供旅費、借貸和就業資訊
考核與文憑	沒有文憑，看的是師承與名聲；受聘時由官員送「關書」作為聘約；辦的案子如果被上司駁回，名聲就受損
就業通道	各省州縣衙門、督撫幕府；紹興籍的胥吏也盤踞中央六部
具體成效	俗諺說「無紹不成衙」。汪輝祖當了三十多年幕友，後來考中進士出任知縣，他的著作成為幕學經典；資深刑名幕友的年俸可達數百兩甚至上千兩，遠高於一般學官

7.10 其他值得延伸的案例（簡表）

案例	服務對象	教育管道	代表性輸出
亞美尼亞人	鄂圖曼、薩法維波斯	梅希塔爾修會（1717 年設於威尼斯聖拉匝祿島）的印刷與學校；Lukas Vanandetsi 的全球度量衡與貨幣商人手冊（阿姆斯特丹，1699）	錢莊（sarraf）與銀行家、宮廷建築師（Balyan 家族）、火藥廠主管（Dadian 家族）
愛爾蘭天主教徒	西班牙、法國、奧地利	刑法典禁止天主教在本地辦高等教育，於是在歐陸設立愛爾蘭學院：薩拉曼卡（1592）、魯汶（1607）、羅馬（1628）、巴黎	Ricardo Wall 出任西班牙首相（1754–63）；Alejandro O'Reilly 改革西班牙軍隊；大批醫師與神職人員
瑞士新教城市（巴塞爾、日內瓦）	俄國、普魯士	本地大學規模小、人才過剩	伯努利家族與歐拉赴聖彼得堡科學院（1725、1727）；La Harpe 擔任亞歷山大一世的老師
拉古薩（杜布羅夫尼克）共和國	教廷、法國	耶穌會學院，再進羅馬學院	博斯科維奇（天文與數學，後任法國海軍光學總監）
徽州（明清）	江南商業體系	宗族族學、書院，加上徽商資本	典當、鹽業的帳房與「朝奉」遍布江南，科舉成績也很亮眼

7.11 橫向比較總表

案例	主要推力	利基技能	「文憑」形式	金融閉環	主要雇主
蘇格蘭	貧瘠土地、宗教	醫學、工程、數學、文官能力	大學學位與執照	法定地方稅 + 學費市場	英國政府、東印度公司、軍隊
巴斯克	單一繼承、山地	卡斯提亞語公文、簿記、航海	貴族身分證明	移民匯款 + 同鄉兄弟會	王室秘書處、美洲商業
伊皮魯斯	山地、離鄉傳統	希臘語文、商業、醫學	師承、外國學位	僑商遺贈，存入公債生息	法納爾宮廷、帕夏、商號
伊奧尼亞與法納爾	國際港口、少數身分	多語外交	西方學位 + 蘇丹敕令	買官 → 收稅 → 辦學	鄂圖曼中央、多瑙河公國
馬龍派	封閉山區、教廷連結	東方語言、書記能力	羅馬學位	教廷獎學金 + 修會地產	埃米爾、梵蒂岡、法國
科普特	少數身分、被排除於軍職	稅冊與帳務	家族信譽	薪俸 + 包稅分成	馬穆魯克貝伊
波羅的海德意志人	特權保障、長子繼承	德意志式行政、軍事工程	德意志學位 + 官秩表	莊園收入	俄國沙皇
阿爾卑斯	漫長冬季	基礎讀寫算	帽上羽毛	季節性移工收入	平原村莊
紹興	人口壓力、科舉過度競爭	刑名、錢穀	師承與名聲	養廉銀 + 同鄉網絡	州縣衙門

7.12 歸納：「書生輸出型邊陲」的五個共同零件

推力來自土地與繼承制度。 單一繼承（巴斯克、波羅的海）、山地貧瘠（伊皮魯斯、阿爾卑斯、蘇格蘭高地）、人口壓力（紹興），都製造出一批「不能留在家鄉」的年輕人，教育成了他們最划算的出路。
利基在於帝國核心缺什麼。 帝國缺通譯，就用希臘人；缺帳務，就用科普特人；缺懂德意志行政的人，就用波羅的海德裔；缺「血統可靠」的秘書，就用巴斯克人；缺刑名專家，就用紹興人。社會學稱這類群體為「中間人少數」（middleman minority，Bonacich 1973）或「動員型離散社群」（mobilized diaspora，Armstrong 1976）。這類群體的關鍵優勢在於他們無法自立為王，所以統治者信得過他們。
形成金融閉環。 典型的循環是「僑匯 → 捐贈基金 → 免費學校 → 人才輸出 → 更多僑匯」，伊皮魯斯、巴斯克、馬龍派都是這樣。蘇格蘭的特別之處在於它靠的是法定地方稅加上學費市場，不依賴少數富豪捐贈，所以基層覆蓋面更廣。
同鄉網絡就是職業介紹所。 巴斯克的兄弟會、法納爾的家族、紹興的會館、Dundas 的恩庇體系，負責把學成的人「媒合」到職位上。
信號機制非常多元。 能證明「這人可用」的東西，可以是學位、血統證明、師承、帽上的羽毛，也可以是家族名號。換句話說，前現代的人才市場未必需要大學文憑。

這些利基也很脆弱。一旦帝國的制度改變，它們可能迅速消失：1821 年希臘獨立戰爭爆發後，法納爾人失去了鄂圖曼的信任；穆罕默德·阿里建立新式學校後，科普特書吏的壟斷被削弱；1876 年巴斯克的自治法權（fueros）被廢除；1880 年代俄國推行俄羅斯化，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的特權隨之瓦解。

7.13 回看 RETE：這些人在資料裡看得到嗎？

案例	在 RETE 中的可見度	原因
蘇格蘭	高	有大學和學院
瑞士	高	巴塞爾、日內瓦等大學
巴斯克	部分	奧尼亞蒂大學、貝爾加拉神學院；但秘書與商人不在學院體系內
波羅的海	部分	塔爾圖大學（1632–1710）；18 世紀人才多在德意志大學受訓
伊皮魯斯、伊奧尼亞、馬龍派、科普特	幾乎看不到	位於鄂圖曼世界，也沒有歐式大學或學院
阿爾卑斯、紹興	看不到	屬於基層教育或學徒制

這張表點出了論文指標的邊界：「學術人力資本」只是上尾人力資本的一個切片。許多前工業時代真正支撐帝國運作的專業人才，包括秘書、通譯、書吏、幕友，都不在大學或學院的名冊上。蘇格蘭在 RETE 中直到 1780 年代才躍升，但蘇格蘭醫師與文官大量輸出帝國的時間早得多，這個落差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八、學術價值點評與檢驗

8.1 主要貢獻及其檢驗

作者宣稱或隱含的價值	支持的證據	疑慮	判定
第一套個人層級、年度、長時段的上尾人力資本資料	8.8 萬名學者、375 個機構、每筆附出處，資料全部公開	範圍只限於歐洲的大學與學院，鄂圖曼世界和學院體系以外的專業人才缺席（見 7.13）	站得住（在它自己定義的範圍內）
由下而上蒐集，減少百科式的選擇偏誤	母體由機構名錄界定，無名講師也收錄	qᵢ 仍然取自今天的知名度。選擇偏誤只是從「有沒有入樣」移到「權重有多大」：大學學者的中位數是 0，總量主要取決於「有沒有被記錄下來」	部分成立
歷史巨型區域比現代國界更適合分析	18 區各有清楚的劃分理由	用 1648 年後的邊界回推到 1200 年；「福音派」「特倫托派」的標籤比宗教改革還早就套上去了	大致成立，但早期資料要小心解讀
重現小分流等既有事實，暗示學術人力資本可能有作用	圖 3、5、9、10 和外部證據大致吻合（見 6.7）	覆蓋率差異（表 3）和分母選擇可能機械性地製造出「北高南低」；維基百科的經典名單本身就受這些歷史敘事影響，有循環論證之虞	描述上成立，強度存疑
指標保守，不會被超級明星主導	用 asinh 壓縮；路德只占所屬區域的 3%–6%	asinh 雖然壓縮了數值，但保留了排序；「全有或全無」的零值集中問題更嚴重	大致成立
大學與學院互補	圖 7 顯示兩者同向成長	人口、時間趨勢、壽命延長等共同因素也會造成同向變動	只證明了相關，不足以證明互補

作者在文中多次強調，這些模式只是「暗示」學術人力資本可能發揮過作用，系統性的因果檢驗留給未來研究。這種克制讓論文的主要主張大致站得住，因為它主張的本來就不多。

8.2 值得追問的方法問題

分母效應：用都市人口當分母，會讓都市化程度低的地區（蘇格蘭、斯堪地那維亞）數值偏高，都市化程度高的地區（義大利、低地國南部）數值偏低。小分流的幅度有多少來自分母？改用總人口或機構數當分母，結論是否依然成立？
1500 年前的人口資料太稀疏：一世紀只有一個觀察點，樣條插補會抹平黑死病這種斷崖式衝擊，使得 1348 年前後的比較，大致只是分子在變動。
通訊院士的地理歸屬：富蘭克林隸屬 12 所學院，傑佛遜在表 2 中被列在愛丁堡的學院名下。一位住在維吉尼亞的人，他的人力資本卻算進蘇格蘭的強度裡。蘇格蘭在 1783 年的跳升，有多少來自外地的名譽會員？
雙重隸屬全部歸給大學：這會低估學院的貢獻，而雙重隸屬者恰恰是 qᵢ 最高的那群人。
缺少離職年份就只算一年：如果某些地區的史料習慣不記離職年份，這些地區就會被系統性低估。
壽命的長期趨勢：學者壽命在這段時期逐漸拉長，而且各地延長速度不同（參見 Stelter 等 2021）。這會讓近期學者和某些地區的 qᵢ 系統性偏高。
數位平台的時間漂移：維基百科天天在改，VIAF 也會隨新圖書館加入而更新，同一套程式碼過幾年重跑，數字可能就不一樣。論文應該標明資料擷取的日期。

8.3 小瑕疵（不影響大局，但細心讀者會注意到）

式 1 的係數和表 1 的負荷量不一致，例如維基頁面長度是 0.31 對 0.29，ISBN 是 0.27 對 0.23，文中沒有說明轉換方式。
摘要說現代國界以 2025 年為準，引言卻寫 2026 年。
文中說都市人口 18,340 人「相當於」路德，但如果照指標定義，路德的 qᵢ = 19.64，應該對應 19,640 人。
黎凡特和卡斯提亞分別對應亞拉岡王冠與卡斯提亞王冠，文中「respectively」的順序寫反了。
另有「Uppsana」等拼字錯誤。

8.4 若要讓結論更站得住腳：建議的穩健性檢驗

改用總人口、機構數或學者人數當分母，重畫小分流圖。
只用「1900 年前出版品」等較不受現代數位化影響的指標建構 qᵢ，或把「褪色名聲指數」pᵢ 加回來做對照。
在 qᵢ 上加入區域固定效果，吸收各國的編目品質差異，只看各區內部的時間變化。
區分常駐院士與通訊院士，或者依院士的居住地重新分配 qᵢ。
和 Buringh 與 van Zanden 的區域書籍產量、Maggiolo 等區域識字率做相關分析，進行外部驗證。

8.5 總評

這篇論文最大的價值在於基礎建設。它把前工業時代人力資本的研究，從「只能看平均」推進到「可以看頂端的個人」，而且資料完全公開，讓後續研究者可以自己重新聚合、換分母、加控制變數。在資料稀缺的中世紀與近代早期經濟史裡，這是實打實的貢獻。

它的限制主要在於「用今天的名氣衡量過去的能力」。這個代理變數在排序上大致合理，但在跨區比較時會混入各國編目傳統和經典化歷史的影響。所以論文重現的那些歷史模式，應該理解成「和既有敘事相容的描述性證據」，還不足以當成「學術人力資本推動分流」的證據。作者自己也這麼定位，這份克制值得肯定。

結語

如果說 Maddison 替前工業時代的歐洲建立了國民所得帳，這篇論文就是試著替它建立一本「學者名冊帳」。它讓我們看到，16 世紀以後的北方不只識字的人變多，大學講堂和學院沙龍裡的高端人力資本也同步累積。

延伸專節裡的案例則提醒我們，帝國真正需要的「書生」，往往不在大學名冊上。他們可能是比斯開的秘書、約阿尼納的商人子弟、希俄斯的通譯、黎巴嫩山的書記，也可能是帽上插著羽毛的阿爾卑斯教師，或是紹興的刑名師爺。蘇格蘭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同時具備了法定的基層教育經費、按課收費的平價大學，以及一個剛好向它敞開大門的帝國。若把這些資源補進未來的資料庫，我們對前工業時代人力資本的理解，才會更接近完整。

九、補充專節二：名冊之外的法律人——帝國的「英格蘭化」與法律人力資本

Jane Ohlmeyer（都柏林三一學院）、Richard J. Ross（伊利諾大學）、Philip Stern（杜克大學）
Anglicization of and through Law: British North America, Ireland, and India Compared, 1540–1800

第七節的結論是：學術人力資本只是上尾人力資本的一個切片。這一節換一批史料，從法律的角度再檢驗一次這個結論。

Ohlmeyer、Ross 與 Stern 比較了北美、愛爾蘭、印度三地在 1540 到 1800 年間的「英格蘭化」（anglicization）。他們關心兩件事。第一是殖民地的法律本身如何向英格蘭模式靠攏（anglicization of law）。第二是法律如何進一步把土地、官職、繼承與政治論辯改造得更像英格蘭（anglicization through law）。論文沒有用「人力資本」這個詞，但它整理的材料幾乎就是一本法律人才的帳簿：這些人在哪裡受訓、帶著哪些書出海、被派去做什麼，最後又如何把學到的東西拿來對付帝國。

先把論文的幾個核心概念和本文前面的討論對照一下：

論文概念	意思	和 RETE 討論的對應
英格蘭化是過程，不是結果	沿著一條光譜，從較少走向較多遵循本土法律	和 qᵢ 一樣是連續的存量，沒有「達標」門檻
複製型（replicative）	直接拿英格蘭法重建殖民地體系，以 17 世紀愛爾蘭、1690 年後的北美為主	輸出受過英格蘭訓練的人和實務手冊
轉譯型（translational）	名義上保留在地法律，實際上用英格蘭概念重新詮釋，例如把柴明達爾讀成「地主」、把蒙兀兒敕令讀成「特許狀」	需要能做翻譯與比較法研究的學者
生命週期	脆弱適應 → 鞏固 → 「反抗的英格蘭化」，三地依序經歷，但時間錯開	人力資本的回報對象會隨階段改變
基準線與框架	看起來英格蘭化多少，取決於拿什麼比、從何時算起	和第八節的分母效應、聚合規則是同一類問題

9.1 培育機構：大學之外的「第三所大學」

近代早期的牛津與劍橋確實教法律，但教的是羅馬民法與教會法。英格蘭法庭實際使用的普通法（common law），要到倫敦的四所法學進修院（Inns of Court）去學，也就是林肯院、格雷院、內殿與中殿。學員透過講讀（readings）、模擬辯論（moots）和旁聽西敏寺的法庭來學習，時人甚至稱這裡是英格蘭的「第三所大學」。

愛爾蘭的情況更極端。論文指出，從 1542 年到 1885 年，任何人想在愛爾蘭當出庭律師，不論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都得先到倫敦的法學進修院學普通法和一些羅馬法，再回都柏林取得國王法學院（King's Inns）的資格。大學裡的普通法教席則來得很晚：布萊克斯通 1758 年才成為牛津第一位維納講座英格蘭法教授，都柏林三一學院 1761 年才設立第一個封建法與英格蘭法教席，北美則要等到 1779 年，威廉與瑪麗學院聘請喬治·威思（George Wythe）擔任法律教授。

	大學與學院（RETE 的母體）	法學進修院
法律教學	羅馬民法、教會法	普通法、制定法、訴訟程序
成員	教授、院士	學員、出庭律師、講讀師（reader）、院務主管（bencher）
主要產出	書籍、論文	訴狀、言詞辯論、法律意見、判決與判例報告
今日的數位足跡	中等（只在大學任職者的 qᵢ 中位數仍是 0）	極低，除非本人後來從政或著述
是否在 RETE 名冊中	是	否

這張表背後有一個結構性的不對稱。歐陸的法律人力資本主要在大學裡生產。第六節的「波隆那模式」本來就以法律與醫學為重心，奧克西塔尼亞也偏重法律，萊登與烏特勒支則是北方新教世界的民法重鎮。蘇格蘭同樣把法律教育放在大學裡：愛丁堡在 1707 年設立公法與自然法、國際法教席，1710 年設民法教席，1722 年設蘇格蘭法教席；格拉斯哥在 1713 年設民法教席。想當律師的蘇格蘭青年也常到荷蘭進修民法，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1763–64 年就在烏特勒支讀法律。這些法學教授都會被收進 RETE。

普通法世界卻把法律人力資本放在大學之外。結果是 RETE 在民法世界數得到法律人，在普通法世界數不到。英格蘭諸域的數值因此會系統性偏低，原因不在於這裡的高端人才比較少，而在於他們所在的機構不在名冊上。

這也為第六節的「英格蘭之謎」提供了一個可以檢驗的推測。復辟以後，法學進修院的講讀與模擬辯論逐漸荒廢，法律訓練更往師徒制移動：1729 年的法律規定，事務律師（attorney）必須先當滿五年的見習書記（articled clerk）；1739 年前後，執業者組成「紳士執業者協會」，也就是後來事務律師公會的前身。如果 17 世紀末以後，英格蘭的上尾人力資本有一部分從大學流向了這類專業管道，那麼 RETE 曲線的停滯就有一部分是「管道轉移」，不完全是「存量停滯」。要驗證這一點，可以把法學進修院的入學名冊和見習書記登記，跟 RETE 的英格蘭曲線放在一起比較。

9.2 數據對照：明星指數與流量帳

RETE 的 qᵢ 是一個人一生加上身後的名氣存量。論文提供的是另一種資料：有多少人經過哪些機構，有多少書跨海流通，性質上比較接近流量帳。

指標	數據	時期
愛爾蘭天主教拒絕國教者（多為舊英格蘭人）入讀法學進修院	140 人	1625–1641
蓋爾貴族子弟入讀法學進修院	人數可觀	1660 年後
北美殖民地人入讀法學進修院	約 60 人	1760 年前
同上	115 人	1760–1776
麻州受過專業訓練的律師	5 → 15 → 70–80 人	1700 年代初 → 1740 → 1775
樞密院受理北美十三州的上訴	231 件（199 件為民事）	1696–1783
安格爾西伯爵藏書中的法律書	541 冊	1686 年藏書目錄
Bolton 的愛爾蘭法律著作出現在東印度公司蘇拉特圖書館	—	1673 年清冊

把麻州的數字換算成年成長率（1700 年代初取 1705 年，70–80 人取中間值 75 人）：

g_{1705\to 1740}=\frac{\ln(15/5)}{35}\approx 3.1\% ,\qquad g_{1740\to 1775}=\frac{\ln(75/15)}{35}\approx 4.6\%

照 4.6% 的速度，律師人數大約每 15 年翻一倍：

T_{2}=\frac{\ln 2}{0.046}\approx 15\ \text{年}

同期麻州人口的年增率粗估不到 2%，所以獨立前夕律師的人均密度正在快速上升。

再看跨海進修的流量：

\underbrace{\frac{140}{1641-1625}}{\text{愛爾蘭天主教徒}}\approx 8.8\ \text{人/年} \qquad\text{vs.}\qquad \underbrace{\frac{115}{1776-1760}}{\text{北美十三州}}\approx 7.2\ \text{人/年}

兩段時期相隔一百三十多年，兩地的人口規模都在兩百萬上下（愛爾蘭的估計分歧較大），每年送往倫敦的法律學員數卻相當接近，而且愛爾蘭這一側只算了天主教徒。這正是論文所說的生命週期：同一個階段，在不同地區按不同的時間表出現。

樞密院的 231 件上訴，平均每年約 2.7 件。每一件背後，都是兩造律師在殖民地與倫敦之間往返準備的訴狀，可以說是帝國層級的判例生產線。

思考實驗：把律師放進 qᵢ 公式

假設真的把這些法律人加進 RETE，直接套用式 1，絕大多數人會得到 $q_i = 0$ 。他們沒有維基頁面，VIAF 裡也找不到作品。他們真正的產出是訴狀、辯論與判決，而判例報告在圖書目錄上掛的是編纂者的名字。約翰·戴維斯（John Davies）1615 年出版了愛爾蘭第一部印刷判例集，目錄上記的是他，不是在庭上爭出這些判例的律師。所以光擴大母體不夠，指標也得換。

一個可能的做法，是替法律人另建一套指數 $\tilde{q}_l$ ，再併入區域強度：

i^{\text{ext}}{m,t}=\frac{\displaystyle\sum{i\in I_{m,t}} q_i+\sum_{l\in L_{m,t}} \tilde{q}l}{\displaystyle\sum{c\in C_m} p_{t,c}}

\tilde{q}_l=\gamma_1\operatorname{asinh}(\text{cases}_l)+\gamma_2\operatorname{asinh}(\text{appeals}_l)+\gamma_3\,\text{office}_l+\gamma_4\,\text{called}_l

其中 cases 是在判例報告中以律師或法官身分出現的次數；appeals 是經手樞密院等上訴案件的數量；office 表示是否擔任過總檢察長、副海事法官、高等法院法官等職（0 或 1）；called 表示是否取得出庭律師資格（0 或 1）。權重 γ 可以比照 RETE 用主成分分析求得。資料來源其實不少：四所法學進修院都出版過入學名冊，E. Alfred Jones 在 1924 年整理過法學進修院的美洲成員名單，愛爾蘭有國王法學院 1607–1867 年的入學文件，樞密院上訴則有 Joseph H. Smith（1950）的統計。

在 RETE 的分類裡，這些人屬於第 4.7 節「褪色名聲指數」pᵢ 的極端類型：當年產出很多，今天幾乎沒人記得。論文都願意替做了很多事卻被遺忘的學者另建一個指標，那麼在帝國法庭上一案一案累積判例的法律人，更沒有理由被排除在人力資本之外。

看得見的邊際產出

學術人力資本的價值只能透過名氣間接衡量，法律人力資本的價值有時直接記在財政帳上。1698–1699 年間，愛爾蘭出身的紐約總督貝洛蒙伯爵（Earl of Bellomont）一再寫信回倫敦，估計貿易法執行不力，讓帝國損失了該省約九成的潛在關稅收入。原因之一是當地總檢察長不是受過訓練的律師，他起草的起訴書漏洞百出，讓許多船隻與違禁品的扣押案都輸掉了。貝洛蒙要求派來可靠的法官與總檢察長，倫敦後來陸續派來英格蘭的海關檢查員，有時也派來法官和總檢察長。換成經濟學的說法，一位合格律師的邊際產出，可以直接用追回的關稅來計算。

法律知識也跟著書走，走的是標準化路線。論文指出，殖民地進口或翻印的法律書大多是法規彙編和實務手冊，例如 Dalton 的《鄉村治安法官》、Burn 的《治安法官與教區官員》、Jacob 的《新法律辭典》。同樣的書名反覆出現在 18 世紀的遺產清冊、圖書館目錄與法庭紀錄裡。在波士頓、貝爾法斯特或孟買起草起訴書或遺囑的人，翻的很可能是同一本書。安格爾西伯爵的 541 冊是菁英收藏，真正撐起規模的是這些人手一本的手冊。這和學術界靠少數明星學者撐起名氣的模式很不一樣，法律人力資本是可以複製、可以量產的。

9.3 宏觀趨勢：小分流之後的體制輸出

第六節的小分流描述了北方如何累積人力資本。英格蘭化的研究則讓我們看到英國拿這些累積做了什麼：把它變成統治技術，輸出到愛爾蘭、北美與印度。

論文歸納出幾種反覆出現的手段。人事上，帝國派受過英格蘭訓練的律師去擔任殖民地的總檢察長、副海事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以削弱在地士紳的影響力。審查上，北美的法律要送樞密院核准或否決；愛爾蘭則受 1494 年波伊寧斯法約束，議會的法案必須事先經樞密院同意。訓練與書籍，就是上一小節談的法學進修院和手冊。最後是橫向流通：統治技術不只從倫敦往外送，殖民地之間也互相借用。

愛爾蘭在這張網絡裡的位置特別刺眼。它是最早被英格蘭化的地方，也是統治技術的試驗場和模板：

雷利與吉爾伯特在愛爾蘭的經驗，影響了他們看待美洲原住民的方式。
1650 年代克倫威爾在愛爾蘭使用的通行證、集會禁令與簡易審判，被帶到巴貝多，改造成管制僕役與奴隸的手段。東印度公司後來又推薦這套「巴貝多紀律」，作為聖赫勒拿與蘇門答臘奴隸法的範本。
1670 年代，倫敦曾想把波伊寧斯法套用到牙買加，甚至考慮推到維吉尼亞，因牙買加議會聯合抵制才作罷。
1720 年針對愛爾蘭的《宣示法》，成了 1766 年針對北美的《宣示法》的前例，北美的愛國者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含義。
愛爾蘭大法官 Richard Bolton 的法律著作，1673 年出現在東印度公司蘇拉特圖書館的清冊上。

和第七節的蘇格蘭對照，差別就很清楚：

	蘇格蘭	愛爾蘭
本土法律	1707 年合併條約保留了蘇格蘭法與最高民事法院	布雷恩法（蓋爾習慣法）被廢除，全面改行英格蘭普通法
法律人在哪裡受訓	愛丁堡、格拉斯哥的法學教席，以及荷蘭的大學	依法必須先赴倫敦，再回都柏林
宗教門檻	多數人信仰的長老會就是國教	多數人信仰的天主教被排除：1690 年代起逐步禁止天主教徒執業，1792 年才重新開放出庭律師資格
人力資本的培育權	留在本地	被收歸帝國中心
在帝國中的角色	人力資本輸出者，連蘇格蘭法都跟著進了印度	先是試驗場，再成為模板與人員來源
在 RETE 中的樣子	自成一區	併入「英格蘭諸域」；在歐陸任教的天主教學者散落在其他區域

最後一列值得多說幾句。RETE 把愛爾蘭和英格蘭、威爾斯放在同一個區域，理由是它們同屬英國國教大學體系，這對都柏林三一學院來說沒錯。但這等於讓資料庫的地圖重演了一次英格蘭化：新教的愛爾蘭學者被算進英格蘭，在歐陸任教的愛爾蘭天主教學者被記在薩拉曼卡、魯汶、羅馬、巴黎所在的區域，在倫敦受訓的天主教律師則根本不在名冊上。作為一個獨立單位的「愛爾蘭人力資本」，在這套資料裡是看不到的。

蘇格蘭則把法律和學術兩條生產線都留在本地。Andrew Mackillop 2021 年的書名就叫《人力資本與帝國》，研究蘇格蘭、愛爾蘭、威爾斯人在亞洲的帝國事業。Ohlmeyer 等人引用他的研究指出，蘇格蘭法在印度和英格蘭法互相競爭、彼此混合，這種情況在愛爾蘭或北美都沒有發生。有個小插曲可以說明蘇格蘭的法律機構和學術人力資本如何交纏：休謨兩度爭取大學教席都失敗（第 6.6 節），最後收留他的是蘇格蘭律師公會。他在 1752 年出任律師公會圖書館館長，《英格蘭史》大半是利用那裡的藏書寫成的。

9.4 雙面刃：從帝國工具到反抗火種

論文最有意思的發現，是英格蘭化有一個三階段的生命週期：

階段	特徵	愛爾蘭	北美	印度	法律人力資本的流向
一、脆弱適應	據點脆弱，與在地或其他歐洲法律混用；關心的是保住英格蘭人自己的英格蘭性	1541–1603	早期維吉尼亞（1610–20 年代）、紐約（1660–80 年代）	17 世紀各據點	幾乎沒有專業法律人，主要靠軍事長官與商人
二、鞏固	政府穩定下來，系統性引入英格蘭法；被統治者也開始主動使用它	1603 年後	17 世紀末起	1710–1750 年代	帝國派出受英格蘭訓練的法官與總檢察長，手冊大量流通
三、反抗的英格蘭化	英格蘭法成為對抗英格蘭的資源	1690 年代至 1782 年	1760–1776 年	1683 年凱格溫叛亂起，1774 年後加速	在地出身、受英格蘭訓練的法律人成為反對派核心

第三階段之所以出現，是因為英格蘭法擴散得越廣，越多人學會用它的語言說話，它就越常被拿來對付英格蘭本身。作者的說法是，英格蘭化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北美。 1761 年，波士頓律師詹姆斯·奧蒂斯（James Otis）在法庭上攻擊海關使用的「協助令狀」，針對的正是帝國從 1690 年代起為打擊走私而一路強化的海關執法體系。到了 1760 年代，北美愛國者已經能用極其細緻的英格蘭法解讀，攻擊內部稅、陪審制的限縮和自治權的削減。對照之下，1689 年各殖民地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總督時，控訴的主要還是「天主教陰謀」和「專斷統治」，很少引經據典。

這批人的出身很集中。出身中殿的約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寫了《賓夕法尼亞農夫來信》（1767–68）。南卡羅來納的四位《獨立宣言》簽署人全都出身中殿，加上德拉瓦的 Thomas McKean，中殿一共出了五位簽署人。蘇格蘭出身、讀過聖安德魯斯大學的詹姆斯·威爾森（James Wilson）移民費城後，跟著狄金森學法律，1774 年發表文章否認英國國會對殖民地有立法權。這條線把第七節的蘇格蘭書生輸出，和本節的法律人力資本接了起來。

柏克（Edmund Burke）在 1775 年的國會演說〈論與美洲和解〉中，已經把這件事說得很清楚。他說法律在北美幾乎是全民的學問，又說他聽聞布萊克斯通的《英格蘭法釋義》在美洲的銷量幾乎和英格蘭本土一樣多。他也引用蓋奇將軍的來信，說轄下的人不是律師，就是半吊子律師。柏克的判斷是，這門學問讓人敏銳、好問、善於攻防，所以殖民者能在遙遠的地方預見暴政的到來。

殖民地律師做的也不只是複述英格蘭法。依 John Phillip Reid 的分析，愛國者用一套「習慣憲政」對抗倫敦新興的「國會主權」學說，主張殖民地與英國之間只靠國王連結，國會無權替殖民地立法。這是不折不扣的法理創新，也就是研發對抗母國的法理武器。

愛爾蘭。 真正拿英格蘭法來對抗英國的，不是原本被英格蘭化的天主教菁英，而是新教統治階層。威廉·莫利紐茲（William Molyneux）是很好的例子。他 1675 年進入中殿，1683 年參與創立都柏林哲學學會，是皇家學會會員，寫過光學專著《新屈光學》，還向洛克提出了著名的「莫利紐茲問題」。1698 年，他發表《愛爾蘭受英格蘭國會法案約束之情形》，主張愛爾蘭是只透過王冠與英格蘭聯合的獨立王國。學術人力資本與法律人力資本，在他一個人身上合而為一。

RETE 排行榜第 7 名的斯威夫特，1724 年在《布商書簡》中也援引了莫利紐茲的論點。到了 1770 年代，出身中殿的格拉頓（Henry Grattan）等「愛國者」要求享有和英格蘭人相同的權利。1781 年愛爾蘭取得自己的人身保護法；1782 年英國廢除了 1720 年的《宣示法》，波伊寧斯法中要求愛爾蘭法案先送倫敦核准的部分也一併撤除。

印度。 這裡的反諷又不一樣。17、18 世紀英格蘭人反抗東印度公司時，幾乎都打著英格蘭化的旗號，指責公司的統治不夠英格蘭。1683 年孟買的凱格溫（Richard Keigwin）叛亂，宣稱是為了國王陛下的榮譽，指控公司背叛英格蘭法、沒有保障英格蘭臣民的權利。18 世紀的市長法院與 1774 年成立的加爾各答最高法院，讓英格蘭臣民和亞洲臣民都能援引人身保護令等普通法權利。南亞臣民的請願書，也越來越熟練地運用英格蘭法的論證。

加爾各答還出現了轉譯型英格蘭化最典型的人物：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他是牛津大學學院的院士，1774 年取得中殿的出庭律師資格，1783 年到加爾各答最高法院擔任法官，隔年創立亞洲學會，1794 年出版摩奴法典的英譯本《印度法原理》。帝國為了用英格蘭的方式理解印度法，需要一位能讀梵文的法官，這位法官又順手建起了一座學院。在這裡，法律需求直接生產出了學術人力資本。

學術人力資本也不中立。 科學與哲學的養成，並不比法學更遠離政治。富蘭克林 1731 年創辦費城圖書館公司，1743 年發起美國哲學會，1753 年獲頒科普利獎章，1756 年當選皇家學會會員，可說是靠帝國學術資源成長起來的科學家。1774 年 1 月，他在樞密院的委員會面前，被副檢察長韋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當眾羞辱了一個多小時，而這個樞密院正是負責審查殖民地法律、受理殖民地上訴的機構。韋德伯恩是愛丁堡出身、先在蘇格蘭律師公會執業、後來才轉往英格蘭的律師。輸出到倫敦的蘇格蘭法律人力資本，就這樣在帝國的審議場合上痛擊了美洲的學術人力資本。此後富蘭克林逐漸走向獨立陣營。

第七節提到的威瑟斯龐（普林斯頓校長、《獨立宣言》簽署人）和教過傑佛遜的威廉·斯莫爾，也都是蘇格蘭輸出的學術人才。第六節提到的英格蘭異議者學院，同樣培養出支持北美的聲音，例如曾在沃靈頓學院任教的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以及出身異議者學院、1776 年出版《論公民自由的本質》聲援北美的皇家學會會員普萊斯（Richard Price）。

帝國為什麼不肯全面英格蘭化？

如果人力資本會反噬，一個理性的帝國就不會無限制地輸出它。這個取捨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式子表達。令 H 為殖民地的英格蘭化程度，也可以理解為在地法律人力資本的存量；α 是每單位 H 帶來的行政與財稅收益；β(H) 是每單位 H 帶來的反抗成本：

\Pi(H)=\underbrace{\alpha H}{\text{行政與財稅收益}}-\underbrace{\beta(H)\,H}{\text{反抗成本}},\qquad \beta'(H)>0

最適程度 H* 滿足：

\Pi'(H^{})=\alpha-\beta(H^{})-\beta'(H^{})\,H^{}=0

如果 β 是常數，帝國的選擇只有兩個極端：全面英格蘭化，或完全不做。只要反抗成本會隨 H 上升，就會出現一個介於中間的最適點 H*。

論文第五節的許多例子，正好可以讀成帝國刻意停在 H* 的證據：

1701 年的《王位繼承法》把英格蘭法官的任期改為「行為良好期間」，樞密院卻拒絕把這項保障延伸到殖民地。
沒有陪審團的副海事法院，在殖民地的管轄範圍一再擴大，遠超過它在本土只管海事的限度。
1692 年馬里蘭試圖全盤採用英格蘭制定法，被樞密院以威脅王室特權為由否決。
人身保護法遲遲不適用於愛爾蘭。
東印度公司選擇性地套用英格蘭法，有時乾脆說它不合用。

Christian Burset 把這種做法稱為「威權式法律多元主義」：刻意不給殖民地完整的英格蘭法，讓它們保持從屬。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看，這是帝國在管理一筆它明知會反噬的投資。

9.5 回看 RETE：法律人在名冊裡嗎？

仿照第 7.13 節，把本節談到的人放回 RETE 檢查一遍：

群體	例子	在 RETE 中的可見度	原因
歐陸與蘇格蘭的法學教授	波隆那、萊登、愛丁堡的民法教授	高	在大學任教
兼有學術機構身分的法律人	莫利紐茲、威廉·瓊斯、傑佛遜	可能有，但法律工作不計分	qᵢ 只看書目與維基；人力資本記在學院或大學所在地，瓊斯在加爾各答的工作會被算進英格蘭
法學進修院出身的出庭律師	狄金森、格拉頓、南卡羅來納的中殿成員	低	法學進修院不在名冊上，只有少數人靠政治名聲留下維基頁面
殖民地執業律師、副海事法官、總檢察長	1775 年麻州的 70–80 名律師	幾乎看不到	產出是訴狀與判決
愛爾蘭天主教律師	1625–41 年的 140 名拒絕國教者	看不到	被宗教與法律雙重排除在大學體系之外
加爾各答的法官、書記與通譯	市長法院、最高法院人員	看不到	RETE 只涵蓋歐洲

第七節說，帝國真正需要的「書生」往往不在大學名冊上。這一節想補充的是，在這些書生裡，法律人可能是最重要、也最危險的一群。他們是帝國最好用的統治工具，負責追回關稅、審查法律，把蒙兀兒的制度翻譯成英格蘭的概念。他們也是帝國最難應付的對手，因為反抗者使用的正是帝國教給他們的語言。

如果將來能替法律人建一套像 RETE 這樣的資料庫，有幾個問題就能真正拿來檢驗。一是英格蘭在復辟後的停滯，有多少是人才換了管道。二是殖民地法律人力資本的密度，能不能預測反抗發生的時間點：愛爾蘭在 1690 年代到 1780 年代，北美在 1760 年代，印度則更晚。從莫利紐茲到 1794 年進入林肯院的奧康納，再到 1891 年在內殿取得律師資格的甘地，帝國花錢培養的法律人一再成為替殖民地發聲的人。道格拉斯·海德在 1892 年呼籲愛爾蘭「去英格蘭化」時，他想拆除的那套東西，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經從法庭開始蓋起來了。